寻租理论的布坎南的寻租理论？詹姆斯·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

本文目录

• 寻租理论的布坎南的寻租理论
• 詹姆斯·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
• 詹姆斯·麦吉尔·布坎南的理论贡献
• 布坎南突出的理论贡献是什么
• 按照公共选择理论代表人物布坎南的思想什么
• 俱乐部理论的布坎南模型
• 布坎南认为政府机构工作低效率的原因有哪些

寻租理论的布坎南的寻租理论

布坎南的寻租理论主要探讨寻租产生的条件、寻租的三个层次、政治分配与寻租等内容。 寻租理论的关键起点是如何界定寻租。布坎南界定了寻租的内涵。他说： “只要资源的所有者想多得而不愿少得，他们大概就要去寻求租金，寻求租金无非是寻求利润的另一说法。关于社会相互作用的传统经济模式是以一种假定为根据的，即人们都力图使预期的收入的当前价值极大化；而且，经济理论的重要论证涉及这种个人寻求利润与向往的社会结果之间的关系。由于亚当·斯密的缘故，人们得知屠夫与面包师傅寻求利润的活动保证了对全体社会成员都有利的结果。只有通过这种活动，市场才能使资源在不同的用途之间有效地进行配置，才能组织生产和分配，才能把价格作为比较价值的标准加以确立。在理想化的市场秩序模式中，寻求利润作为一种活动所产生的后果，是任何单个参加者既不能预见到，也不能理解的，但是，把它们作为秩序本身的特点来评价却是‘好的’。所以，在这方面，寻求利润在有秩序的市场结构中会造成外部经济；用庇古的术语来说，寻求利润的社会边际产品超过私人的边际产品。 在前面这一段讨论中，我故意把‘寻求租金’一词换成‘寻求利润’一词。我的目的是要回忆起熟悉的命题：在有秩序的市场结构中，人们力图把根据自己的能力或机会得到的报酬极大化的行为，能够有利于社会。这里，人们可以把那种行为叫做‘寻求利润’。但是，在另外一套机构和制度下，完全相同的行为可能不会产生对社会有益的结果。个人竭力使根据机会得到的报酬极大化所产生的非故意造成的结果可能是‘坏的’，而不是‘好的’。‘寻求租金’一词是要描述这样一种制度背景中的行为。在那里，个人竭力使价值极大化造成了社会浪费，而没有形成社会剩余。另外，我应该强调，在个人决策者的层次上，他们的行为本身与市场相互作用中寻求利润的行为没有不同。个人价值极大化的非故意的结果从那些可以归类为‘好的’结果转为看来显然是‘坏的’结果，并不是因为个人变成了有不同道德的人，从而改变了他们的行为，而是因为制度结构发生了变化，作出个人选择的环境改变了。当制度从有秩序的市场转向直接政治分配的几乎混乱的状态的时候，寻求租金就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出现了”。布坎南的定义是从区别寻租与寻利角度来界定寻租的。在市场经济中，人们通过竞争来寻利，这种寻利对于他人是有好处的；但是在特定的制度背景中，人们通过竞争来寻租，这种寻租活动对他人没有好处。经济租金在市场经济中是一个动态的剩余，它有助于企业家进行创新活动，因为任何新的利润都是通过创新活动获得的，企业家要获得利润就必须创新，但是这种剩余是动态的，会通过市场竞争而消失。寻租意义上的租金，则不是动态的，不会通过竞争而消失，因为不存在竞争。这实际上也说明了寻租产生的制度条件。 寻租产生的条件是存在限制市场进入或市场竞争的制度或政策。它往往与政府干预的特权有关。在政府干预的条件下，寻利的企业家发现寻利有困难，转而进行寻租活动，取得额外的收益。他说：“假定一位进行革新的企业家，他不去发明一种新的商品、服务或者生产过程，而是发现一种方法去说服政府确信，他应当被授予垄断权，而政府将以把一切潜在的进入市场者拒之门外的办法来赋予这种权利。在这一过程中没有创造价值；的确，垄断化涉及价值的纯粹损失。获得的租金反映价值从一般消费者转向受优惠寻求租金者，以及在过程中价值的纯粹的损失。假设一位奉承者说服女王授予他在整个王国出售纸牌的垄断权。这位受到这种优惠的奉承者将获得相当大的垄断利润或经济租金，而其他一些可能很想进入该行业的人将会注意到这一点。但是，女王授予的垄断特权的执行有效地阻止了他们进入该行业。但是，女王所给予的东西，女王可以收回，而潜在的进入者不大可能无所作为，听任他们当中这位受优惠的人享有自己特殊有利的地位。潜在的进入者不会消极观望，他们将积极去‘寻求租金’。他们将把努力、时间和其他生产性资源投入力求把女王的恩宠转向自己事业的种种尝试中。宣传、吹嘘、奉承、说服、哄骗——这一切就是寻求租金行为的特点。这一行为的非故意造成的结果与表明在竞争性市场过程中寻求利润的特征的非故意造成的结果之间的对比是十分明显的。潜在的进入者在进路被阻挡或者最多能够反映一对一的代替这种环境中寻求租金，必定产生社会浪费。用于为求得女王恩宠所作的努力的资源，本来可以在经济中别的地方用来生产更重要的商品和服务，而寻求租金却没有生产出任何价值。比较起来，在竞争性市场上，潜在的进入者的资源直接转向生产以前被垄断的商品、服务，或相近的代用品，这样使用这些资源，并将它们在其他可替代用途下更富有效率。试图获得垄断租金的竞争性尝试的非故意造成的结果是‘好的’，因为进入是可能的；而试图在政府强制实行的垄断下获得认为地制造出来的有利地位的尝试的类似结果则是‘坏的’，因为进入是不可能的。” 寻租有三个层次，一是对政府活动所产生的额外收益的寻租；二是对政府肥缺的寻租；三是对政府活动所获得的公共收入的寻租。对此，布坎南举了一个例子：比如对出租汽车数量进行限制，即只发放一定数量的执照。这时寻租的活动在三个层次上进行：一是直接获取执照的寻租。这时，没有执照数量限制与有出租车执照数量限制之间的收益差额就是寻租的空间。这一层次的寻租可以通过竞争性拍卖的方式来出售执照。如果拍卖过程是充分竞争的，那么执照的价格就是寻租的空间，由于该寻租空间已经表现为价格，已经不值得寻租，因此寻租活动在这一层次会消失。当然，拍卖制度是需要高额费用的，这一费用实际上就是非生产性的支出。也就是为了遏制寻租活动而额外支出的费用。并且，只要制度是需要成本的，其寻租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腐败也自然随时会产生。二是对政府肥缺的寻租。第一层次寻租空间的消失，并不意味着寻租活动真的消失了。实际上寻常活动会转向第二个层次。这就是对政府肥缺的寻租。一旦出租车执照是有价值的，出租车管理部门就成了肥缺，潜在的企业家就会在退出出租车执照寻租的同时转入政府肥缺或者能获得拍卖的收益的职位的寻租。当这些职位能够获得拍卖出租车牌照的收入是尤其如此。当然，如果把拍卖出租车牌照的收入变成政府的财政收入，严格实施收支两条线，或者政府职位竞争上岗，通过竞争的方式付给报酬，这一领域的寻租活动也会减少，甚至消失。但严格实施收支两条线也并非没有成本，政府职位竞争上岗的制度设计更为复杂，因此寻租空间总是可能存在的，腐败空间也总是难以消除的。三是对政府收入的寻租。一旦政府通过拍卖出租车牌照获得了收入，并变成公共财政的一个来源。公共财政的基本原则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但是公共财政的收入和支出过程中，其民的含义是不一样的，一旦进入公共财政的范围，其收入用于什么民，用多少，大有文章可做。为了获取公共财政支出而进行的寻租活动是第三个层次的寻租活动。人们常说的“跑部钱进”，实际上就是布坎南所说的第三个层次的寻租活动。在这一领域，遏制寻租空间的方式，一是减少公共支出的量，如果没有公共支出，自然就不会有寻租活动了；二是提高寻租活动的公开性和竞争性。显然，这一层次的制度设计要比第一个层次的制度设计要困难得多。因此，公共财政支出领域的腐败机会也最多，由于制度设计的困难，人们对这一领域的腐败的容忍度也相对较大。布坎南对此有一段精彩的描述，他说，出租车牌照管制可以通过拍卖的方法消除寻租空间：“但是，政府将获得制造出来的稀缺的全部价值，而租金在市政府预算层次上的存在表明，寻求租金会转到第二层次上。潜在的政治企业家现在可能想法进入的，不是直接进入出租汽车行业，而是进入各种政治——官僚职位或能获得拍卖的东西的职业。如果仍然允许那些有幸占据能得到租金的地位的人可以获得租金，那么，政治和‘行政机构’将成为获利甚丰的美差。但是，人们把所举的例子扩大，以表明还可能出现寻求租金的第三个层次。假定政府官员预期能够得到由竞争决定的工资和津贴，假定那些有政府职位的人的个人报酬中没有租金的成份。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制造出来的稀缺而产生的经济租金，最初通过拍卖的做法转归政府，但必定会归还给社会全体纳税人——受益人。但是，除非这些租金已经归还财政预算或以某种无差别的或随机的方式通过财政预算分配，否则，第三层次上寻求租金的活动将以获得在总价值中的有差别份额为目的。假定把出租汽车执照拍卖，并按竞争方式付给政府官员报酬，而那些资金以与收入和财产无关的形式，归还给公民。即使在如此严格限制的模式中，寻求租金可能采取其他形式，它们不会产生被查出术语获得租金的那类收入或财产。” 在市场竞争条件下，资源由市场竞争实现配置，会动态地实现帕累托最优。在这一进程中，企业 家通过创新来寻找、创造新的利润点，但通过竞争这些新的利润点会逐渐消失，这时企业家又不得不去寻找新的利润。但是，市场的运作并不一定是完备的，市场的功能也可能受到各种因素的妨碍，这时政府就会介入市场。政府介入市场，用权力配置资源，其结果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额外收益点，即权力导致的租金，就会诱导越来越多的寻租活动。政府批准、同意、配额、许可证或特许等，对于资源配置都有影响，它们实际上都是在创造一个短缺的市场，谁拥有这一市场的份额就相当于拥有某种特权。在这些短缺的市场上，人们企图用自己的资源去获得特权，争取特权的原始分配，或者设法替代他人去取得特权，或者从他人手中去买得或者抢得、偷得特权，或者规避政府管制取得非法的“特权”。而对于已经拥有特权的人来说，则是如何保护其特权。这些活动都需要费用，它们的支出也无法减少或者消除政府人为制造的稀缺，因此它们是社会福利的净损失，是非生产性的。当然，并非所有的政府活动都会导致寻租活动。布坎南认为，政府通过特殊的制度安排来配置资源，可以使寻租活动难以发生。这种制度安排允许社会全体成员享有获得由政府分配造成的租金价值的等同份额的权利；政府分配等额的权利，可以同等分配，如投票实行每人一票的原则，布票和粮票人人有份；也可以以随机的方式分配公民对租金的权利，即所有公民拥有同等的权利期望值，如果严格通过抽签的方式把出租车牌照送给中奖的人，并允许。但是要做到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并且平等分配不见得能够实现稀缺资源的有效分配，有利于公共服务的最优供给。布坎南的寻租理论的逻辑结论是，只要政府行动超出保护财产权、人身和个人权利、保护合同履行等范围，政府分配不管在多大程度上介入经济活动，就会导致寻租活动，就会有一部分社会资源用于追逐政府活动所产生的租金，从而导致非生产性的浪费。

詹姆斯·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

公共选择理论是布坎南等人创立的一种不同于凯恩斯主义的新公共经济理论，其突出的特点是把政治决策的分析和经济学理论结合起来。正如布坎南所说，公共选择理论“是经济学在政治学中的应用，公共选择的主题就是政治科学的主题：国家理论，选举规则，选民行为，党派政治，官僚体制等等”。所谓公共选择，就是通过集体行动和政治过程来决定公共物品的需求、供给和产量，是对资源配置的非市场选择，即政府选择。布坎南解释道：“公共选择理论只是明确提出公共经济一般理论的一种努力，它可以帮助我们在集体选择方面从事人们长期以来在微观经济学方面所做的事情，即用一种相应的尽可能合适的政治市场运转理论来补充商品与服务的生产与交换的理论。该理论是这样一种尝试，它要建立模拟今天社会行为的模式，其特点是根据个人是在经济市场还是在政治市场活动，采取不同方式处理人类决定的过程。一切传统模式都把经济决定视为制度的内在因素，而把政治决定视为外部因素，人们拒绝就这些外因的规律及其生产进行探讨，在这种情况下，公共选择理论的宗旨却是把人类行为的两个方面重新纳入单一的模式，该模式注意到，承担政府决定的结果的人就是选择决策的人。”

詹姆斯·麦吉尔·布坎南的理论贡献

布坎南突出的理论贡献是创立了公共选择理论。公共选择经济学的基础是一个从根本上说十分简单但却很有争议的思想——即担任政府公职的是有理性的、自私的人，其行为可通过分析其任期内面临的各种诱因而得到理解。这一思想的主要推论是政府不一定能纠正问题，事实上反倒可能使之恶化。 尽管声名大振，公共选择学说仍受到许多学术界人士的抵制，因为它攻击了势力强大的两大学术集团所珍视的观念：一批经济学家认为政府采用“福利经济学”的处方即可实现公众利益，而另一批政治学家则认为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多元化竞争将为公众谋得利益。搞政治报道的报界人士也倾向于否定公共选择学说。公共选择学说是有争议的，因为它推翻了几十年来盛行的经济学的政治学思想，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是主流派思想的典型，他在其1958年版的著名教材《导论性分析》中赞同政府调节应取代强韧的个人主义以使生活更为人道的观点。萨缪尔森和其他经济学家把政府在试图弥补私营经济的**时使情况恶化的可能性压至最低限度。卓越的政治学家们也如此，他们认为民主政府通过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而反映社会的意志，尽管这种反映并不完善。布坎南认为，在民主社会中政府的许多决定并不真正反映公民的意愿，而政府的**至少和市场一样严重。

布坎南突出的理论贡献是什么

布坎南最突出的理论贡献是创立了公共选择理论。公共选择经济学的基础是一个从根本上说十分简单但却很有争议的思想——即担任政府公职的是有理性的、自私的人，其行为可通过分析其任期内面临的各种诱因而得到理解。这一思想的主要推论是政府不一定能纠正问题，事实上反倒可能使之恶化。

按照公共选择理论代表人物布坎南的思想什么

一、方**个人主义布坎南强调，无论是在集体活动还是在私人活动中、在市场过程还是政治过程中，个人都是最终的决策者、选择者与行动者，而不管产生总体结果的过程与结构有多复杂，二、经济人理性原则与利己主义本性布坎南认为：理性原则并不总是意味着利己主义或一味追求个人主义，但另一方面，他在理论分析中又实际上把利己主义因素放在主要地位，认为个人即使在公共选择活动中也主要是追求个人物质利益，只是可能比在私人市场活动中要弱一些，但决不是象传统理论中认为的那样，只存在公共利益而不存在个人利益，不过，布坎南也指出理想行为假设有其局限性，第一，与经济活动相比，政治活动有更大的不确定性，从而难以做到行为理性化，甚至连理性行为的定义都难以给出，第二，与经济活动相比人们在政治活动中对活动的结果承担的责任要轻的多，因而不大会进行理性的比较计算。三、政治的交换过程性质布坎南认为民主政治活动中的个人活动也具有交换的性质，人们在政治活动达成协议、协调冲突、制定规则无不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因而类似市场中的交换，另外，布坎南也特别强调把政治作为一种过程来理解，理解为一个在解决利益冲突时进行交换达成协议的过程。

俱乐部理论的布坎南模型

桑德拉和谢哈特在考察俱乐部理论的文章里，是这样给俱乐部下定义的：“一个群体自愿共享或共担以下一种或多种因素以取得共同利益：生产成本、成员特点或具有排他利益的产品。”詹姆斯·布坎南第一次使用模型研究了自愿俱乐部的效率性质，在他的模型中包含着这样的假设：一家俱乐部排除非会员不需要成本；俱乐部里的会员不致受到其他会员的歧视；会员分摊相同的成本和收益。其分析是通过考察俱乐部会员代表(用I表示)的行为来进行的。假设个人效用函数为：maxUi(Yi，X，S)。其中，Y^i是第i个人对私人产品的消费，X是公共产品，S是群体规模。这便产生了如下 分析性问题：(1)决定应当供应的公共产品的产量；(2)决定俱乐部成员数的最佳规模。首先是公共产品的最优供给量的确定。公共产品X最优供给的条件，称为“萨缪尔森条件”，它说明在最优点上，生产最后单位的X所消耗的以Y计算的边际成本(MRT)刚好等于所有使用者同时消费时所获得的以Y计算的边际利益。其次是俱乐部最优成员数的确定。假如俱乐部的产品规模及成本一定，对于某一成员P而言，随着成员数的增加，给他带来的边际成本为负值，因为成员数增加减少了分摊成本。另一方面，随着成员数的递增，带给某一成员的边际效用最初为正值或为零，然后逐渐为负值。所以，每一成员为了获得最大收益，必须保证总成员数带给自己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等。由于每一成员都是同质的，那一位成员得到的最大效用也就意味着所有成员都得到最大效用，所以能满足上述条件的成员数就是俱乐部在产出既定情况的最佳人数。 布坎南的俱乐部理论解释了非纯公共物品的配置，如果对于提供可排他性公共物品的技术和偏好聚类，使得在一个给定规模的社会中形成了很多最优构成的俱乐部，那么通过个人的自愿结社而形成的俱乐部是这些可排他性公共物品的一种最优配置。但是还应考虑同时存在许多俱乐部的动态状况或多产品的俱乐部。假设一个人口的规模是N，一个典型的俱乐部有n个成员。因此有N/n个俱乐部。如果N/n是整数，那么所有的人口都可以加入俱乐部。但如果N/n不是整数，那么就有一些人不属于任何俱乐部。他们可能成立自己的俱乐部，因此现存的俱乐部结构将是不稳定的。因为俱乐部的外围人员总会积极鼓动原俱乐部成员退出来加入新的俱乐部，以保证新俱乐部规模适度。这种过程会不断循环下去，所以这种均衡是不稳定的。在俱乐部理论中这被称为整数问题。现实中，单一产品的俱乐部是极少的而多产品的俱乐部很多，比如一个运动俱乐部，可以提供网球、游泳和其他项目，而不会只提供其中一种。 从单纯经济效率来讲，直觉上看确实由偏好相同的成员组成的俱乐部更有效率。例如向所有成员收取相同的会费。一旦利用水平差异不容易被确定，将成员费设计为利用水平的函数就要复杂得多。此时，混合型俱乐部可以实现效率，但单一型的俱乐部却不能。比如，当个人差异不是体现在利用程度上时，而是体现在何时使用时，为了实现效率，采取非高峰定价和高峰定价是必要的。而且只有混合型俱乐部才能更有效地在全部时间里利用集体物品。

布坎南认为政府机构工作低效率的原因有哪些

布坎南认为的政府机构工作低效率的原因不包括：从客观上看政府的活动很少不计成本。

政府机构工作低效率的主要原因是：缺乏竞争性压力；缺乏监督信息；没有降低成本的激励机制。

布坎南是公共选择学派最有影响、最有代表性的经济学家，是公共选择学派的创始人与领袖，布坎南被称为公共选择之父，著述丰富代表性著作有《同意的计算》，《财政理论与政治经济学》。

扩展资料：

布坎南强调，无论是在集体活动还是在私人活动中、在市场过程还是政治过程中，个人都是最终的决策者、选择者与行动者，而不管产生总体结果的过程与结构有多复杂。

民主政治活动中的个人活动也具有交换的性质，人们在政治活动达成协议、协调冲突、制定规则无不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因而类似市场中的交换，另外，布坎南也特别强调把政治作为一种过程来理解，理解为一个在解决利益冲突时进行交换达成协议的过程。

百度百科-詹姆斯·布坎南